。晚岁进趋不已，时论嗤之。二年卒，年七十六。赠工部尚书。录其子承庆为国子博士，孙从政为太常寺奉礼郎。
论曰：自古创业之君，其居潜旧臣，定策佐命，树事建功，一代有一代之才，未尝乏也。求其始终一心，休戚同体，贵为国卿，亲若家相，若宋太祖之于赵普，可谓难矣。陈桥之事，人谓普及太宗先知其谋，理势或然。事定之后，普以一枢密直学士立于新朝数年，范、王、魏三人罢相，始继其位，太祖不亟于酬功，普不亟于得政。及其当揆，献可替否，惟义之从，未尝以勋旧自伐。偃武而修文，慎罚而薄敛，三百余年之宏规，若平昔素定，一旦举而措之。太原、幽州之役，终身以轻动为戒，后皆如其言。家人见其断国大议，闭门观书，取决方册，他日窃视，乃《鲁论》耳。昔傅说告商高宗曰：“学于古训乃有获，事不师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。”普为谋国元臣，乃能矜式往哲，蓍龟圣模，宋之为治，气象醇正，兹岂无助乎。晚年廷美、多逊之狱，大为太宗盛德之累，而普与有力焉。岂其学力之有限而犹有患失之心欤？君子惜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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